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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份遗嘱 两袖清风 ——追忆财政部原部长吴波生前事
信息来源:人民日报 发布日期:2015-03-19 浏览次数:




      这位老人,离开工作岗位已经30多年,但从部长到普通工作人员,对他的敬仰之情仍是那么浓烈。


  这位老人,99岁离世至今已有10年,但他对自己身后事的处理却一直为人称道,感动着越来越多的人。



  他,就是新中国第五任财政部部长——吴波(见图。资料照片)。



  一留遗嘱:不给后代留私产



  2005年2月25日上午,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告别室,走完99年人生历程的吴波,面容依然如生前那般淡然、和蔼、平静。财政部尊重老人遗愿,没发通知,可自发送行的人仍排成了长队,依依不舍。



  办完丧事当天,吴波的几个孩子马上召开家庭会议,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也在场参加,商量如何落实和办好父亲遗嘱的事。



  吴波的这份遗嘱,是这样写的:



  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,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。因此,我决定不购买财政部分配给我的万寿路西街甲11号院4号楼1101、1103两单元住房。在我和我的老伴邸力过世后,这两单元住房立即归还财政部。我的子女他们均已由自己所属的工作单位购得住房,不得以任何借口继续占用或承租这两单元住房,更不能以我的名义向财政部谋取任何利益。



  我去世后后事从简,不发讣告、不开追悼会,不搞遗体告别,火化后骨灰就地处理不予保留。



  “这份遗嘱是父亲2000年10月立下的,在他生了一场大病出院以后。”吴波的三儿子吴威立回忆说。



  吴波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进京。担任财政部副部长、部长期间,40多年来一直住在北京西城区大酱坊胡同的旧平房里。直到他离休后,财政部按政策分给他两套单元房,他才从年久失修的平房搬进了楼房。后来房改,职工可用较低价格购买单位分配的住房,他却没有买。吴波表示:“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,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。”



  二留遗嘱:再向组织表心迹



  按理说,已经立了遗嘱,孩子们又都同意,去世后房子交公的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,但吴波心里还是不踏实。



  2003年春节的前几天,吴波又写了第二份“遗嘱”,这回是直接写给时任财政部部长项怀诚的:



  怀诚同志:我的后事请按我的遗嘱办理,一切从简。我在遗嘱中要求我的子女不要向财政部伸手,也请部里不要因为我再给他们任何照顾。在我和老伴邸力过世后,我的住房必须立即交还财政部。财政部也不要另外给他们安排、借用或租赁财政部的其它房屋。他们有什么困难,由他们找自己所在的工作单位解决。



  这并不是一份严格意义上的遗嘱,但老人表达的却是同一个心愿。与第一份遗嘱不同的地方,是吴波特意强调房屋交公后,不要给他的子女另外安排其他房屋,显然是怕单位在收回房屋时有所“变通”。



  2005年2月20日,吴波平静地走完了99年人生,他的老伴也已先于他离世。如何实现老人的心愿,就成了子女们召开家庭会议的主要议题。



  很快,一份《交房申请》由吴波的秘书送到了财政部。现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,当时在财政部任部长助理,回忆起当年这一幕仍很动情:“接过这份申请感觉沉甸甸的,心中充满了感动。当初吴老写给项部长的遗嘱,财政部党组成员都看了,并被吴老的高风亮节深深打动。我们只有按吴老的意愿办,才是对老领导最大的尊敬。”



  在《交房申请》的最后,吴波的子女们还特地写了一段话:“父亲交房是个人的意愿,不是国家所提倡的事,因此也不要宣扬。我们兄弟都已买下了本单位分配的住房。代父亲上交这两套住房,是出于子女们对父亲的尊重,完成他的遗愿。”



  吴波去世3个月后,子女们整理搬走了两套房内的物品,把房门钥匙交到财政部,并让经办部门出具了收条。此时,位于万寿路黄金地段的这两套房,房价已涨到了每平方米四五万元,200多平方米的房子总价达上千万元。



  身后遗产只有几万元



  吴波在领导岗位工作几十年,却没有大额存款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他将补发的所有工资,一分未留全部交了党费。平时,他也把自己的大部分收入,用来帮助别人。吴波去世后,孩子们清点了父母留下的遗产:父亲的存款是5.1万元,母亲的存款是5.9万元。除此之外,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。



  对于父母留下的这11万元如何分配,吴波的四个儿子在仔细商量后作出了安排:给吴波身边的工作人员小杨3万元,因为他为父亲服务多年付出很多;给二儿子企阳3万元作为补贴,因为他与父母一起居住,房子交公后需要临时租房;还三儿子威立装修房款4万元。余下的1万元,用于处理父亲丧葬事项,以及交房时搬家费用等。



  11万元本来就不多,却被分成了4份用在不同的地方,可见吴波子女们的经济条件相当一般,这与吴波对他们的严格要求不无关系。他鼓励孩子到艰苦地方工作,不要贪图京城优越的生活,4个儿子中有三人都在外地安家落户。直到吴波去世,他的儿孙们都是一般干部和工人农民,没有一个在求职、上学、升职等事情上,因他是“大官”而沾光。



  大儿子吴本宁当年支边去了甘肃,临行时吴波只送了他一句话:“去,就一定要坚持到底,不能回来。”就这样,大儿子在甘肃舟曲县工作,条件十分艰苦,直到退休也没有回到北京。吴波的一位老战友曾想把本宁调到兰州市,吴波知道后马上拦住了,说绝不能用自己的影响为孩子谋好处。



  曾在北大荒开拖拉机,后自己考上教师的四儿子吴本立,被学校安排去香港进修,吴波听说这是有领导对他儿子的“特殊关照”,就给北大荒领导打电话,把进修名额让给了其他教师。



  三儿子吴威立曾是国家经委的一个司长,上世纪80年代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成立,组织上根据工作需要准备安排他担任副局长。吴波得知后坚决不同意,理由是自己在财政部工作,儿子就不能再到财政部归口管理的单位工作,最后硬是“否决”了组织的决定。



  对孩子们是这样,吴波对自己则更为“严苛”。



  吴波常年住在裂缝掉灰的平房,墙面的部分墙皮已开始脱落。身边的工作人员杨雷芳回忆说,给吴老从厨房端饭到房间时,曾有好几次墙皮脱落掉进了饭碗里。但部里每一次提到维修房子的事儿,他总是摇头。他说:“我离休已经不工作了,不能再给国家添麻烦。”后来,负责维修的部门把沙子、水泥、石灰等都运来了,他还是不肯。最后还是按照吴波的意见,把墙体的裂缝用水泥补了补,就算修缮过了。



  吴波的秘书王沈京说,吴老几十年中只穿过两套中山装,一套灰色,一套浅灰色。他的睡衣、衬衣都是穿成了“毛边”,还是不肯做新的。家里有两部电话机,平时都放在他的书桌上。晚上睡觉时,他要把那部红色专线电话放在他的床头,可家里连一个床头柜都没有,只好搬一条方凳子“凑合”着放上电话。



  客厅里坐了多年的一对沙发,已经打了“补丁”;一溜半截高的书柜,稍微一挪要散架。但他自己舍不得花钱买新的,更不让公家给换新的。最后收废品的都不肯要,对他说:“您给我钱,我帮您扔掉。”



  他不收礼品,也定下家规要求家人不得收受任何礼品。对送上门的礼品,他和家人客气地退还,退不了的食品就按价退钱,哪怕一箱水果也不行。拒礼的操守,吴老坚守了一生。



  对身边工作人员生活和需要帮助的人,吴波总是挂念在心,慷慨解囊。



  吴波住所的前院,曾长期住着为他开车的司机蔡师傅一家。蔡师傅家境困难,吴老时常给他接济,就连他家的房租、水电费也给代交。蔡师傅的儿子们也都是在吴老身边长大的,吴老平时对蔡师傅的孩子,也都像对自己的孙子一样。逢年过节,吴老总是让他的夫人邸力给工作人员的孩子们买衣服,发“压岁钱”。



  杨雷芳刚来他身边工作时,吴波把西屋单独辟出来给他住,并让老伴买了件新衣服给小杨,还嘱咐小杨有空就要多学习。小杨抽空学了个文秘函授,吴波特别高兴,连声夸奖“学习好,学习好”。



  吴波,这位老共产党员就这样一尘不染、两袖清风地走了。他身后没有留下多少物质遗产,但是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是一座金山,令后人受益无穷。(记者 李丽辉)